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孔子打破“学在官府”的垄断，在杏坛聚徒讲学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述：“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授业焉。”在“授业”过程中，孔子提出并践行了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思想，突破了当时的地域、等级、职业、年龄界限，开平民教育之先河。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清道光年间任伏羌教谕的甘肃皋兰人吴可读留下“孔门七十二徒，陇得三人”的记录。这三位被列入七十二贤的孔门甘肃学子就是石作蜀、壤驷赤和秦祖，号称“陇上儒学贤”。
尽管《论语》中没有“三贤”的行状问对传世，但通过地方史志、墓志文物、诗联咏赞、族谱姓氏、祠像纪念等可以追寻他们的求学经历，简略再现他们的人生历程。
唐封宋赞石作蜀
石作蜀，字子明，号卓子，冀人。生于周敬王元年（前519年），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（前479年），享年四十，与吴可读题石子墓联中“叹四十韶华”之说契合。其姓氏有单姓、复姓两种说法。《甘谷县志》对石作蜀的记述比较简约：“她幼好学，闻孔子聚徒讲学，跋涉万里，就学孔门。从删述，受诗书，终为孔子弟子中‘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之一’。学成返乡，宣传儒家学说，传播西周文化，淳教化，移风俗，自此三陇一带文教大兴，人文蔚起，风范遗泽，后世景仰。”《伏羌志》载：“（石子）唐封石邑伯，宋封成纪侯，明去封号，称先贤。从祀孔庙。”
石夫子故里原有石子墓和石子祠。清道光年间，吴可读曾撰《石子墓记》：“墓在伏羌，……墓今荒芜不堪，仅存墓址。”并有墓联、祠联各一，收入《艺文志》。墓联是：“梓里访遗踪，看空庭草碧，冢荒花殷，何处是唐封宋赞？杏坛亲教泽，听渭水莺啼，陇山鸟语，此中有化雨春风。”祠联是：“共仰孔门高，问颜曾七十之徒，何处更多佳士？休言秦俗悍，除邹鲁三千而外，此地大有传人。”省城兰州也曾建有石子祠，如今仅存兰州晚清进士刘尔炘所撰祠联：“是成纪数千年灵秀所钟，能傍尼山拜日月；倘孔门二三子渊源不绝，庶几中国有乾坤。”
石夫子的风范遗泽受到后人景仰，历代地方官员、文人墨客常有题咏，但多散佚。清光绪末年，伏羌县令雷光甸题联：“勿谓秦无人，曾向杏坛沾化育；至今关有学，同来梓里拜灵祠。”
2005年2月，在山东泰安城东发现一部《徂徕石氏族谱》。该谱修于1957年，仅存3卷。其中《石氏姓源考》云：“石子作蜀，字子明，天性明敏。慕孔子之道，奉先世谱牒，自武威携家来鲁，受业于孔子之门，列在七十二子。后为郈邑宰，因三家僭乱，辞叔孙，辟不就，去隐于徂徕山。鲁悼公十八年而卒，葬于徂徕山之阳，后称徂徕石氏者，良有以也。”
这份族谱虽与其他史料出入较大，但或有值得采信之处。其一，族谱载石作蜀“自武威携家来鲁”，与《山东长山石氏世谱》《江苏邳州石氏族谱》所载“至暂祖避宁喜之乱，逃于甘肃武威，生子石作蜀”互证，由此可初步判定石作蜀祖籍天水生于武威。其二，族谱对石作蜀生年未述，卒年为鲁悼公十八年，即公元前450年。这比传统说法晚29年。其三，族谱记录石作蜀“隐于徂徕山”“葬于徂徕山之阳”，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。传统观点认为石作蜀学成回籍、荣归故里。对此，除荒芜难辨的甘谷石子墓外，基本缺乏史料实证或文物支持。出于种种原因，古代“一人多墓”的现象并不少见，远在2400多年前的石子墓究竟在何处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甘谷县石家大山、十里铺、石家窑都有石姓人居住，几地石姓人长期争立石作蜀为其祖先，清代伏羌县令雷光甸就此进行了巧妙的化解：“一个石字掰不破，十里铺石姓与石家大山人都是石夫子的后代。”
为了缅怀石子，继承杏坛遗德，甘谷县人民政府于1989年8月在十里铺小学院内再立“石作蜀先贤旧址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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